我的道德感在哪里丢失？

 前些天看电视，发现中央台好几个新闻节目都有关于“公德”的内容，我还在网上看到调查，询问哪一种“失德”行为zui让人厌恶，其中一条是，在超市里偷吃货架上的食品。我设想了一下，假如我在超市里看见一人偷吃水果什么，大概不觉得此人品行有什么问题，倒是很刺激的一种游戏。电台报纸整天开设“公德”或“文明举止”一类的栏目，要把老百姓都教育成绅士，但我觉得是否随地吐痰、是否自觉排队都属于“私德”，都看这人有没有“德行”，这东西还是要自我教育。
       有个朋友从加拿大回来，和我讲开车的道德，其中一条很有启发:遇到红灯的时候，每辆车都排队，但距离前车有一个车身远，这样等红灯变绿灯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一脚油门，这样一个灯能过去很多辆车。如果像北京这样大家都头顶着屁股，一个起步加油，过去的车反而少，这是个有关效率的问题。在北京开车要留那么大的空子，总会有车加塞，而过路口，即便是绿灯，也要提防忽然蹿出来个自行车或行人。
        这位朋友说，在加拿大，他的车就没用过喇叭。而他认识的一个北京人，到那里就被车撞死了。这位兄弟开车进岔路口，不知道停车避让。大多数时候，我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:不对行人鸣喇叭，也不对别的车鸣喇叭。不加塞，遇到加塞的就给他让进来，总而言之是怎么面就怎么开，这样开车能获得一点道德*感。
        公共媒介是该关注“公德”，我对“公德”的理解是，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的权利，在我们对许多社会不公平与不道义现象沉默的时候，要求每个人都当绅士是很滑稽的。我相信现在随地吐痰的人比80年代要少多了，公共汽车排队秩序也不会很差，但社会普遍的道德感在下降。我没有能力分析这个大问题，倒愿意分析自己。
         我家楼下原本有一块规划中的绿地，但后来那里要建一个加油站，居民不答应，到街道办事处去询问，得到的回答是:这不是更改规划，而是将规划进一步细化，咱们这片地区需要增加一个加油站。居民听不进这种解释，到工地去制止施工，到市go-vern-ment上访，到法院告状，我参加了这次“市民运动”。因为我从心底相信，在一片居民区里建一个公共设施，首先要让周围的居民同意，而不是官员和商人来决定。但一番辛劳之后，这加油站还是建起来。大家只好说，我们要抵制这个加油站，绝不去那里加油。
我当初也是这样想的，这是一个道德标尺，我固执地认为，这个加油站是商人买通街道办事处的干部硬塞到这里的，而拒绝到那里加油的行为简直像圣雄甘地一样，是“非暴力不合作”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经过这灯火通明的加油站，发现它是那么美，主色调是红加白，有两个双向的进出口，有个硕大的顶棚，有着中国石化这世界500强企业的标志，怎么看都透着现代化。而早上起来在那里加油的车辆排着长队，我忘记了我的道德标尺，就跑到那里加油去了。当初去工地制止施工，有众多妇女老人跑在前面，几个带头人还为此被派出所滞留一夜;当初去法院打官司，很多邻居是穿着统一的黑色T恤，表达自己的义愤之情的;当初去市go-vern-ment门前上访，是要和pol.ice**的围追堵截斗智斗勇的。我做不了圣雄甘地是因为我不能无欲无求，贪图那一点方便就放弃了我的道德标尺。
每天上下班都要开车，都要经过北京三环路与二环路中间一处拥堵地带，某一天我发现，路过的一处街心公园被一劈为二，绿地和树木消失了，要修路。那片街心公园里有儿童滑梯，有许多老人晨练，市政官员可以粗暴地将这片树林与草坪削减去一半，而剩下的一半不过是两条大马路之间的缝隙，即便我从来没去过那公园，我依旧会感到愤怒，特别是看到一棵棵树被连根拔起，让我想到两个字:无情。我从来没看到有谁为这条通道周围的居民鸣不平，高架路将绿地抹去，将从他们的楼前呼啸而过，但这是“畅通工程”。
         2005年年底，这条路通车了，我从三环到二环就可以直接驶上这条高架路，上班下班能一共节省20分钟时间。轮胎与新修的路面发出的摩擦声音很悦耳，于是我由衷享受这条道路带给我的快感，浑然忘记它是砍掉树毁掉草伤害了别人而来的。
         当初为加油站问题到法院告状，我由衷感受到气愤，败诉之后，我也由衷感到失望，因为法律并没有维护百姓，而是维护了规划局这样的go-vern-ment部门。当初看到那个绿地被变成工地，我也由衷感到惋惜，但能不堵车，我也由衷地高兴。这些矛盾都可以这样解释:我们都在发展中。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道德标尺，这个解释是多么无力。■